赖清德接管民进党遭各方质疑 台媒：美国对他都有疑虑******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赖清德18日正式就任民进党主席，对于备受关注的两岸关系，他的论调被认为比蔡英文更危险。对于他可能成为民进党2024年选举的候选人，岛内和美国都表示担忧。
被批赤裸裸搞“一边一国”
1月18日，赖清德从代理党主席陈其迈手中接下印信，正式成为民进党主席。他声称，民进党的两岸政策服从于1999年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他带领下的民进党，会持续站稳蔡英文的“四个坚持”，继续蔡的两岸路线。多名赖清德阵营核心人士辩解称，外界理解的重点应放在“务实”上，而非“台独工作者”。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中心教授唐永红18日表示，赖清德的说法就是赤裸裸的“一边一国”“一中一台”，让两岸政治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在这种情况下，不只两岸关系不可能和平发展，甚至也无法“守护台湾”。他批评赖清德意图把台海风高浪急可能掀翻两岸和平之舟的责任甩锅大陆，企图以此掩盖或化解两岸结构性矛盾及其对台海和平与两岸交流带来的冲击，“但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台湾民众应有智慧，不至于被这种似是而非的言论蒙蔽。上海东亚研究所助理所长包承柯直言，赖清德上任党主席的第一天，“台独路线就一目了然”。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日对赖清德喊话称，大家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叫做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赖要给各界一个明确答案。他说，民进党若持续推动“台独”就是违反全民意愿，伤害区域和平与两岸安定。“立委”赖士葆19日称，赖清德的“务实台独”就是“台独”，比蔡英文更冒进、更危险。“立委”费鸿泰批评称，赖清德现在要追随蔡英文的步伐，既然如此，不就预告跟蔡这几年的做法都一样？台湾不会有焕然一新的局面，蔡英文继续当党主席就可以了。
长期在深绿的台南
赖清德1959年10月出生在台北县(今新北市)，父亲是一名矿工，祖先来自福建漳州。他两岁时，父亲遭逢煤矿灾变突然去世，母亲独立拉扯6个孩子。赖清德先后毕业于台湾大学复健医学系、成功大学医学系以及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1994年，他接下民进党提名的陈定南台湾省长竞选总部“全台医师后援会”会长，开始以长期担任医生工作的台南市作为政治舞台，两年后当选台南市选区的第三届“国民大会”代表，1998年当选“立委”并连任。赖清德的妻子吴玫如相当低调，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2009年1月，民进党决议由赖清德代表参选台南市长，2014年连任。他当时承诺，将做满4年任期。但2017年9月，时任“行政院长”林全向蔡英文请辞，赖接替林全组建“内阁”，他也因为违背自己的政治承诺而遭到台湾舆论的猛烈批评。2018年11月，台湾举行“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赖清德次年1月请辞获准，他的职务由苏贞昌接替。2019年3月，赖清德正式宣布参与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党内初选。
这也让他与蔡英文的矛盾大爆发。当时脸书出现不少攻击赖清德的粉丝页，有些留言及制图用字相当激烈。台湾资深媒体人黄暐瀚曾在节目中说，“民进党为了让小英能确保胜出，下达格杀令，网军键盘手直接瞄准赖清德”。挺蔡英文的粉丝页，把赖清德的侧翼都洗成是国民党籍前高雄市长韩国瑜的支持者，然后再质疑赖，甚至下令敢动蔡英文就“全面开战”。赖清德实在忍不下去，一度公开向蔡英文喊话称，“蔡英文的网军不要再攻击抹黑我，这对未来团结没有帮助”。前台北市议员罗智强笑着说，别人说蔡英文有网军，你可以不信，但这次可是“赖清德亲口认证小英有网军啊”。最终，赖清德不敌蔡英文，成为其副手。
“不可疑美”与“疑赖”
TVBS民调中心17日发布的民调显示，国民党若由新北市长侯友宜或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参选2024，他们都以34%的支持度领先赖清德的25%。分析称，赖的“台独”论调让岛内外不安。
2017年9月，时任台“行政院长”的赖清德在“立法院”答询时自称，他是“主张台湾独立的政治工作者，也是一个务实台独主义者”，次年3月他又重申自己是“台独工作者”。鼓吹“台独”让他饱受质疑，为了追求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一职，赖清德近来刻意低调，抛出所谓的“和平保台”论调，企图与蔡英文的“抗中保台”进行切割。对此，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强调，“台独”与和平水火不容。如果真的要台海和平，台湾一些政客就应该放弃“台独”分裂立场，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来，不要再当外部反华势力的棋子。
1月8日，赖清德在竞选党主席政见发表会上称，不能让怀疑美国的言论成为社会共识，否则台湾会很危险。前“立委”郭正亮认为，这是赖提早向美国表态示好。中时电子报刊登的一篇评论称，蔡英文相信美国人，特朗普军售台湾11批次、拜登军售8批次，可是花了天价买军火，台海越来越安全吗？
《旺报》17日的社评称，若美方相关作为对台湾生存和发展有利，台湾当然欢迎，若反其道而行，台湾当然要理直气壮拒绝。更何况，美国抛弃盟友、过河拆桥，甚至为一己之利践踏道德底线的例子屡见不鲜。文章认为，绿营不允许有人对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和能力提出质疑，对内是政治斗争需要，对外让台湾失去战略自主性，变成美国予取予求的免费自助餐。
即便赖清德“真情告白”，美国对他也并不信任。英国《金融时报》采访了美国前国安官员等熟知内情者，他们披露美方对赖一再宣称“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等言行感到不安，对他能否妥善处理两岸关系存有疑虑。中时电子报发表社论称，赖清德这样一个对当权者腿软，又缺乏国际高度的政客，显然不具备治台的格局。赖清德将积极投入2024年选举，“面对民众诸多疑虑，他应该先说清楚，到底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环球时报）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