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通关”！相约香港，不见不散 ******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日上午主持记者会时表示，香港与内地2月6日起全面“通关”，市民可随意、随时出行。
明晰具体要求，助你往返无忧！
一、增加开放口岸不设人数限额
2月6日起香港将开放全部陆路口岸，即在现在基础上加开罗湖口岸、香园围/莲塘口岸、落马洲/皇岗口岸提供旅检服务。沙头角口岸的货运服务亦恢复。届时，所有口岸不设限制，无需预约，随意出行。
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4个重开的陆路口岸开放时间与疫情前一样，罗湖由6时30分开放至凌晨零时，皇岗、落马洲24小时开放，莲塘/香园围口岸开放时间为7时至22时，所有旅检私家车服务全面恢复，沙头角口岸恢复货运由7时开放至22时。
二、取消核酸检测要求 没有接种疫苗的海外旅客亦可前往香港
2月6日起，取消出入香港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的要求。澳门来港不需要进行快测。
但对于海外及台湾地区入境香港的快测要求，李家超表示，由于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会有更多人员往来，为减低风险，海外及台湾地区入境人士的快测要求会维持一段时间，观察后再作检视，但是会取消由海外入境非香港居民的疫苗接种要求，即未接种疫苗的海外人士也可入境香港。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与内地2月6日起全面“通关”。陈永诺 摄三、分阶段恢复跨境学生面授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当日的记者会上表示，2月8日起将有序恢复跨境学生面授课堂，会分两阶段实施，即2月8日中学先恢复，2月22日再扩至小学、幼儿园和特殊学校。他指出，分阶段是基于不同年龄学生的自理能力、跨境的需要，香港教育局会继续与相关部门、学界、校巴联系并提供支援。
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特区政府会为跨境学生提供便利过关服务，教育局会经学校通知家长各出入口岸管制站清关安排及交通配套，各部门会尽快处理校巴服务申请。另外，为让跨境学生尽快适应面授课堂，特区政府已设立“校园复常好精神”专页，为学校及家长提供锦囊、资源包及短片等。
“通关”让香港“活起来”
2023年1月8日起，香港与内地实施首阶段“通关”。翻查香港入境事务处公布的1月8日出入境旅客流量统计数字，当日共有46098人入境香港，比“通关”前一日增加了近三成。当日由香港出境的则有62409人，比“通关”前一日增长了1.4倍。
当时为减低交叉感染风险，从香港入境内地的人士须持有出行前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香港尖沙咀一带游客明显增多。(资料图片)李志华 摄截至今日，该措施实施已近一个月，适逢春节返程和学生开学，来往香港和内地的人员有所增加。根据香港入境处数据，仅自今年1月21日除夕至25日初四的5天新春假期期间，就有共41.7865万人次旅客来港，离港则有54.2610万人次，反映香港正逐渐恢复生机与活力。
李家超亦在2日出席香港大型宣传活动“你好，香港！”启动礼时表示，自香港与内地在今年1月8日恢复首阶段“通关”后，香港商业、零售、餐饮已动起来，下周香港与内地全面“通关”后，会广泛提振人文交流，全方位向世界以及内地推广香港，相信2023年的香港更繁盛、更精彩，市面更活跃。
香港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向来被认为是‘购物天堂’，除了香港本地市民消费，外来旅客消费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他解释指，香港零售业三分之一要依靠来港旅客消费，“疫情前，一年差不多有6500万人次的入境旅客，当中有近八成是内地旅客。”疫情之下，内地旅客访港的数量几乎“清零”。
在邵家辉看来，香港和内地全面“通关”的安排对于疫情三年里生存情况非常艰难的香港零售业而言，无异于一场“及时雨”。“业界非常欢迎，相信随着来港游客的不断增加能带动整个零售行业，很多商铺都开始有计划地增聘人手，补充货源。尖沙咀一带人流明显增加，已经能见到不少内地旅客购物。”邵家辉对今年香港零售业表现非常乐观，相信不久之后生意可回复至疫情前的情况。
众多内地旅客搭乘高铁来港。(资料图片)李志华 摄“是大家期盼已久的好消息。”香港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告诉记者，农历新年期间，内地访港人数未出现明显的“V”字反弹，“今次取消核酸检测可以说是真正打开‘复苏旅游业之门’。相信全面‘通关’后旅游业界整体气氛会有所好转，短途消费旅客量会首先出现增长，下一步主要是推进放宽内地旅行团的签注。”
姚柏良表示，香港旅游业仍然处于复苏的起步阶段，重新吸引旅客到香港，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要让大家看到香港的优势，香港不只是‘美食之都’和‘购物天堂’，香港的历史文化和新基建都是很有吸引力的。”姚柏良表示，香港下一步要“多宣传”“多包装”“多推广”，做好深度游路线。
“希望今年游客生意可回复至疫情前五至六成。”姚柏良指出，现在业界在人手和资金上都有压力，“春节后是传统旅游淡季，现时放宽不会出现旅客量猛增的情况，香港承载能力可以应付。但随着旅客不断增加，例如航空、酒店和旅行社等都需要增加人手，希望特区政府深入了解业界情况，提供一些适切的政策支援，协助业界尽快恢复活力。”
文字记者：戴小橦
摄影记者：李志华 陈永诺
视频记者：范思忆 梁源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信誉快3地图 |
